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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operatic2006年09月07日
我們都曾坐在教室裡,百無聊賴。看著老師在台上或許口沫橫飛或許對著三板喃喃自語,然後下頭瞌睡的瞌睡,聊天的聊天,傳紙條的傳紙條,發呆的發呆。那時有一門課,上百人的那種,我在恍神了一會兒之後,發現教授也恍神了。他停了一下,很微妙的幾秒鐘,但是你知道他恍神了。我很想知道那時候他在想什
內容簡介
在大學教書十五年之後,
她發現自己越來越不了解學生們都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
同事們和她一樣都有個相同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的學生越來越難教?…」
於是,她讓時光倒流,重返新鮮人生活……
本書作者匿名的麗貝嘉.納珊(Rebekah Nathan),是美國一所大規模的州立大學人類學教授,教了15年書之後,她發現自已無法瞭解當前大學生的行為舉止。她和同事商談,發現大家都很困惑:為什麼今日大學生變得那麼難教?現在的大學生比以前愛作弊,更無理,更無精打彩嗎?他們到底關不關心成績和教育?納珊決定利用休假一年的時間,以高中畢業的良好成績,獲准註冊入學,混跡在大一新生之間,「刺探」現代大學生是怎麼回事?
為了體驗學生生活,她搬進學生宿舍,登記了全讀課程。她在學生餐廳吃喝,加入學生俱樂部,並且以五十來歲的年紀堅持參加體育活動,定期玩翻翻滾滾的排球和拉拉扯扯的美式足球。納珊成功地處理她的身份問題,發現班上同學難得問她私人生活,或是她為什麼以這種年紀上大學。
納珊的這項舉動,危險性不下於情報員,因為一旦被人識破,後果可能破壞一生學術。此外還有個更大問題,學術倫理和一般道統如何看待資深學者偽裝做學術研究?一九四零年代的「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與後來的電影「變蠅人」也有類似將自身置入研究的情境中。匿名麗貝嘉.納珊在這本書中,是個真實的化身博士,冒著變蠅人的危險,從事人類學研究。
她也自問人類學界和學生能允許學者這樣做「化裝刺探」嗎?她算不算欺騙?學校贊同嗎?然而更重要的是,她發現了什麼?對美國大學和全球教育界,有什麼啟示和警惕?本書「後記」也花了不少篇幅來討論訪問者與被訪者之間的互相尊重關係。可以說是對讀者上了一堂人際、法律和人權的課程課。
《當教授變成學生》是納珊與學生、教授和其他大學教職員的訪問、交談、互動,以逐日細心觀察為基礎,所撰寫的珍實大學生活。是學生,家長,教授,大學行政人員,以及今日任何關懷高等教育的人都應該讀的書。
相關推薦
蘇珊 H. 莫菲 (康乃爾大學,學生與學術部,副校長)
「麗貝嘉.納珊運用她的人類學家素養,以及教授當學生的技巧,呈現給我們大學一年級新生體驗的特殊面貌。她還展現今日大學生面對學生文化,社會規範和大眾期望時,未經過濾的純潔看法。對當前所有從事大學教育者,這是本有深度的書。」
露依絲葳絲 (作家,《同學會》作者)
「這是本讓人從頭到尾一口氣看完的書。主題牽涉廣泛,橫跨友誼和群體生活,地點涉及大學教室和宿舍生活,經驗涉及少數民族,以及人數日益增加的國際學生。麗貝嘉.納珊遂以其熟練的人類學技巧來研究這個‘大學村’。當我們親近的這些大學生,參與這個社會的大團體時,老師、學生、父母會發現本書的光芒。」
瑪格麗特愛森哈特 (科羅拉多大學包德分校教授)
「首先要說明,坊間極少這類書。作者住進學生宿舍,在教室上課,而她原本卻在此擔任多年教授,多麼神妙。從她註冊為新生開始,透過她的人類學者眼光,我們始得知學生世界有多不同,不是教授能想像的。我想,每個對大學生生活感興趣的人,不管是否為了學術,都會想看這本書,都會欣賞這本書。」
愛蜜麗托絲 (路易斯安納大學,作家)
「這是本傑出的書,也是我在本世紀閱讀過最重要的書。我深知它會改變我的教課,激發我的寫作。麗貝嘉.納珊隱藏自己,當個學生,住進校舍,可謂膽大心細,特別是她已是個五十來歲的人類學女教授。她那些同學的故事非常迷人,而這些學生是多麼疲憊,卻又聰明地適應著當前的制度………大學系所人員多半渾然不覺的世界。她的記載揭露,也解決了不少神秘的事,像為什麼有那麼多大學生不讀指定的書?為什麼星期五的課如同大難?什麼原因學生不願意參加課堂討論?為什麼多半大學生不願意在課外討論觀念問題?為什麼國際學生見到美國大學生的舉止那麼吃驚,甚至驚嚇?本書值得我們重視,在於它對於私人事物的道德療方,例如醉酒和欺騙。納珊擅於說故事,她描述人們努力在大學營造共同體之際學生方面的發展,讀來既有趣又傷感。《當教授變成學生》就是一本既有趣又傷感,令人眼前一亮,心智掙扎的好書。如果我知道作者是誰,我會熱切而誠懇地向她祝賀。」
約翰范馬能 (麻省理工學院)
「《當教授變成學生》觀察敏銳,充滿睿智,但是毫不做作。它可當成小說,參考書來讀。尤可喜的,它說出許多我們關心的事。麗貝嘉.納珊細心的實地調查訪問,以及精明地慎選主題研究,為美國大學生活帶來動人而重要的收益。」
作者簡介
麗貝嘉.納珊(Rebekah Nathan)
人類學博士,曾在美國海外廣泛進行實地研究工作。目前是“某大”人類學教授,教大學部及研究所課程,兼任大學畢業生輔導協調人。
譯者簡介
張至璋
政大法律系畢業,曾在中廣,華視,澳洲國家廣播公司任新聞主播,主編,製作主管及《讀者文摘》翻譯多年。獲澳洲聯邦及台灣文學獎項,出版《鏡中爹》,《何凡傳》等書。
序
道德倫理與人類學
Afterword: Ethics and Ethnography
這篇後記記載的是件我在完成研究工作和寫完本書後,才感覺到的事,因此或可視為「事件之後」的事。那是關於研究的道德倫理問題,亦即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超越正規的研究規範的問題。也是道德倫理的範圍能及於多遠,也是對蒐集真實資料的研究者,以及後來的寫作不經意中所下的決定,卻要承受揭發人們私事的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卻開始於我的研究和寫作之前,我在自己的大學當學生,寫自己的經驗時,問題就已經明顯地落在我身上了。
事前
我明白,工作開始後,在道德方面會有潛在的風險,所以我在展開研究前盡力將其化小。這些有關誠實和信賴的問題必將突顯我的學術關係,我掙扎於如何不透露我的身份,卻能保有誠信的美質。
當我在構思如何由研究者轉變為學生之際,主要問題似乎清晰起來。毫無疑問,訪問者記錄下他們的談話,都需要說明自己的研究者身份,解釋自己從事的研究,得到書面許可才進行訪問,把被訪問者的話引用在出版品中。這是基本道德規範(亦即取得同意),當然也是我過去所做的。現在每當我徵求對方接受訪問時,都說明我是個研究者,正在進行一項關於大學生文化的研究,還說明我的研究並非為了課程,也不是獨自私下研究,而且有意出版研究結果。我這所大學的學術研究委員會和我都同意,沒有必要說明我的職業身份,也就是「某大」的教授。關於這點,我進行這項研究時,正處於長達一年的教授休假期間。
同時我決定,除非人們問起,我沒有必要說明身份。我對自己的承諾是,不主動說謊,也不編造我的生活細節。「被問起來就告知實情。」以及「別假造身份。」是我自定的規則,是與學術研究委員會協議以外,在人類學研究的範圍之內,及於我個人對誠信關係瞭解的基本原則。如果有人追問我是做什麼的,我會這樣回答,除了其他事外,我是作家(這是真的),要寫一本關於大學文化的書,這是我住進學生宿舍的理由之一。如果對方繼續追問,我會說,我本來是個教授。這狀況只發生過一次,發問者是個念新聞的學生,也是我的朋友,她問的一連串有關我個人的問題,似乎只是為了得到比我先前回答較完整的答案。我請她為我守密,她做到了。然而,大部份人對我的身份並沒多大興趣。
我是個有經驗的研究人員,深知需事先採取一切步驟以保護可能後來被公開的消息來源。我做了學生,預期會目睹或聽到有人會不顧學校規定,在宿舍裡養寵物、行動乖戾、欺騙、飲酒或吸毒。雖然我也儘量像一般學生一樣,遇到請求時坦誠相助,同時避免涉入個人可能會遭遇的麻煩,我不要也不表現出任何具有校方代表性的色彩;我也不要此項工作被視為公眾資材,而可能被學校行政部門為了調查制訂政策或計劃等目的加以採用。
因此我正式向大學提出,「停止我在本大學的職員角色」(系所教員是職員),並且事先致函校方,說明我在研究中遇到任何違犯學校政策或公眾法律的事件,不會記錄下姓名,也不會向校方報告。
我也明確決定,自付學費、膳宿、課程費和書本費,不申請校內或校外基金補助。因為我不能確定,如果得到這類補助,提供補助的機構往後會對我實地調查獲得的資料有什麼權利。因此,這一年是我進行過的實地考察以來,花費最昂貴的一年。
實地考察過程
似乎我已顧及所有基本道德問題。直到我的研究不再停留於抽象事物,一切才會明顯。我們一旦和人群住在一起,一起工作,每天接觸互動,就要承受引導著我們生活的情感,儘管這與我們職業倫理中的規範不同。在真實生活中,我們交友,互相信賴,能夠感受此種生活情況和關係。我允許這一切多少改變我的規則。
我遇到的許多情況和關係,都能讓我輕鬆且容易地把持住我不是學生的事實。很少人有意問我個人資料,我對自願說明細節也不感到有道德或社會壓力,即使可能對我的研究工作不利。我以前進行的調查研究也一樣,不說明我有猶太人血統。比如,有次我在海外參加的基督教社團,就是極反猶太人的。時間久了,發現我的「不問,不說」原則一直行得通。
我守住個人資料的單純行動發生了幾件事,可能會傷害或至少會干擾與我相關的人。其中三件事,後來我都說出了身份。每一件都使我覺得,自己正在跨越個人秘密是否心安的界限,因為關乎與朋友的親切關係,以及守密不宣的責任態度。
最早的一件事,有名學生,也是我的讀書夥伴,後來與我成為非常親近的好友,就是本書最後一章裡稱為雷伊的,正在申請一項獎學金。雷伊曾勸告我,要為了求學而研究,不要為了實驗的目的。我們共同上一門經常考試的課,定期一起溫書。一天晚上,我們溫書後,雷伊告訴我,他正在填寫一份獎學金申請書,需要有三位系所教職員的推薦信做為支持。
雷伊說,他無法找到第三人為他的申請擔任性格方面的推薦人,因為沒有對他個人瞭解深刻的適合人選。他向我吐露,如果他只是請求一位在一節大講堂班上給過他A分數,但是未必認識他是誰的老師,問我認為是否合適。我誠懇地回答,「我想他不會給你,對你私人瞭解有利的推薦信。」我心裡明白,對他「個性瞭解的教職員」就是靜靜坐在他身邊的我。當時我沒說話,不過經過幾天的思考,在一天溫書到很晚後,我對雷伊說,要告訴他一件令他吃驚的事。向不知情的雷伊說明我實際上是個教職員(教授),並不容易解釋。起初他不信,以為我在開玩笑。我繼續說,如果他願意,我很高興以我對他求學的態度和負責的情況,寫一封支持他的推薦信。就這樣,我為雷伊寫了第三封推薦信。
第二件事例發生在本書第五章討論過,我所上的「性學」課上。這門課有個團體規定,每個討論小組裡密切相處的同學間,都受制於嚴格的秘密協議,在學期間絕不可向外透露個人的私事或消息。開課幾週後,我發現,我在小組裡對自己的角色很自在。我明白,不可以在小組討論時做筆記,而且要奉行不斷向團體詳細說明我的私人事情。
學期進行到一多半的一個星期裡,我們有項作業是互相訪問,說出個人生活中性方面的親密事情和想法。我訪問的人,對他們個人的過往和看法都說得很清楚,我也一樣。我們完成了作業。當然,我不想在本書中採用任何這類資料。然而我又感覺到,如果我的同學後來知道了我是個教授,而且寫書,可能會使他們警覺,產生被人背叛的想法。因此,我從小組裡「挺身而出」,說明本班對守密的協議堅如磐石,他們的私生活以及我們討論的細節,絕不會出現在我所寫的書中。我向大家說出自己私生活中最私密的事,化解了緊張情勢。他們也相對保證,絕不會把我的性生活細節,告訴我未來的學生。
第三件事的「發生」情節與我的住宿助理(第二章所說的RA),也就是負責管理我住的這層宿舍走廊的高年級特權生有關。第二學期,像我在第一章所說的,為了有時間進行我的正式訪問計劃,我停掉了若干課。RA擔心我可能遭遇了學業上的困難,因此來找我,說明願意幫助我,給我些指引。我果真有問題,無法趕得上課業嗎?她又怎能幫得上我的忙呢?我覺得我必須讓她知道,她無需擔憂,我並非墜入求學的深淵,無法自拔。她的真誠關心,使我對不暴露自己這件事產生新的顧慮。於是我把她拉在邊上告訴她,她必須知道,我的情況並非如外表所看到的。我已經擁有更高的學位,我只是為了完成寫作出書才返回大學。我告訴她,這一學年結束時,我就會向她說明原委。
除了透露身份問題外,還有別的事,是關於進行研究時的合法性問題。我研究得來的資料有許多形式,包括正式進行的訪問,簽署了同意書的文件,在公共場合(例如餐廳)觀察所得,公共場合出現的(例如牆上塗鴉)。與別的比較起來,這些似乎不造成什麼問題。但是有一點不同,關於自己每天的筆記,也就是我以學生身份在宿舍和教室裡的個人逐日記載。我每件事都記錄,從我在教室外面大廳與人們的談話,到上課前後在教室裡面聽到的對話,以及我參加的團體作業活動中同學的私下交談。
我還聽到不少寢室薄薄牆壁另一邊的對話。事實上,幾乎每天晚上我睡覺前,都會聽到隔牆傳來嘻嘻哈哈聲,或是東家長西家短一類私人性質的聊天。這類談話聽多了,使我覺得不應該記下內容,就如同我當大一新生其他方面許多經驗一樣,因為這是不折不扣的偷聽。然而,大廳裡的公開談話又如何?教室裡的呢?分組作業中的私人對話呢?我總不能僅以是不是在宿舍或教室發生,做為合不合法的依據,而決定是否記錄所聽所見吧?或是我只把它當成私人日記中的見聞?然而又是這問題,我能否記錄以參與者兼觀察者身份所經歷的任何事情,如此說法是否公平?我在日記中記載個人事件,但是其中涉及他人說話和情事,可以嗎?我蒐集的資料裡,如果有我參與其中,是否在假設我是個學生(只是學生,不是教授)的情況下?
蒐集的資料為我帶來的疑惑,隨同做個學生產生的關係,似乎與時俱增。這些問題的答案,非但不會越來越清晰,反而更加難以釐清。我明白,我的研究工作是否感覺輕鬆,以及是否內心篤定的程度,取決於我與這些人和事之間的關係的深度和品質,以及我所見到的此種人類生活內容的強度如何。所謂此種人類生活的內容,就是隨同真實的人們,真實的接觸所發生的事情、故事、對話。直到我著手寫本書之前,我沒有對這些問題下結論。然而,它們是在逼迫著該說出來、該有所決定。
著手寫作
我著手寫本書時,隨時心存學生。就是為了他們,我才去重當新鮮人。他們有的成為我的朋友,有的只是認識,有的僅止於教室裡的面孔,但是在校園裡仍能夠認出來。然而,如果我把寫在書中的事情告訴他們,我還能說內心很自在嗎?如果從對方角度來想:如果我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學生,知道自己與同學之間非正式的私下談話,要被自己讀的這所大學的教授寫在書中,我會全然不在意嗎?這些單純的考慮,很快改變了我要如何下筆。我不理會心中原先有的寫作規則,坐下來,心中想著一個個「相識的學生讀者」面孔,提筆寫下。我發現我的寫作變了,新的規則油然而生。
回想起第六章中討論的欺騙作弊,事實上我在第一章中曾提到過。當時我是學生,和同學有過許多奇妙而發自內心的談話,討論的是對欺騙的看法和個人的作弊經驗,我沒有寫在書中。他們只不過是學生隨口交談,我在個人的研究日記裡記錄下與他們的談話內容,但是沒記人名。在第五章裡提到學術生活,學生說的話和事情都對我想寫的很有幫助。可是當我想採用他們的私事,或直接引用說話內容時,想到這些曾與我共處的學生,不禁內心不安起來。我得到這些私事和談話內容,是基於和這些學生的個人關係,而這種個人關係,部份是因為他們相信我是學生,是他們的同學。因而很明顯,我不能引用他們的事情或談話。
這種使我內心感覺不安的情況,發生過多次,主題不同,而且不只是作弊才算突出的事。舉例來說,進行這項研究,我具有人類學「參與者」地位的優勢,得以成為班上的小組一員,參與作業。這些作業包括展現演出、製作錄音、研究計劃等,都是關乎學業成績的活動。這些小組往往在教室外活動,對我都是極好的學習或瞭解經驗。我加入了討論班級和課程中怎樣才會有效的分組討論會,大家交換對社會生活和校園事務的意見。可是當這些資料進入我的寫作程序中時,我發覺好像在校外說故事。材料本身沒有問題,但是又來了,錯誤的前提。我和學生的互動關係基於彼此是朋友,是同學,不是別的。儘管有著豐富的大一學生生活經驗,我發現自己理智而且大量地縮小了資料和經驗的運用範圍,而這些卻是我很想寫進書裡的。
結果是,我的私人記載和記憶中的體認,要比我直接寫在本書中的多很多。儘管這些體認極有助於我的寫作,但是當我在寫作中接觸時,它們卻未出現於書中。讀者對本書內容及出版有此種瞭解後,閱讀起來方有全面的認知。也許可說是個原則吧。
總之,可以這麼說,我把資訊表現給讀者的方式,取決於資訊怎麼得到的方式。為求合理也合宜,我以研究者和教授的身份向學生徵詢資訊的次數並不很多。舉例來說,為了徵求國際學生接受訪問,我透過學校的國際學生辦公室,在網上發出電子書信通知。讓教室裡的學生認為我是學生(因為我在班上的表現是個學生)是一回事,可是讓網上看到信件的人(他們與我彼此不認識)認為我是個學生,完全是另一回事。在網上寫信告訴學生,我是個學生,正在從事研究,這個觀念似乎違反了我不直接說謊的承諾。因此我不這麼做,也就是,和我交談的國際學生知道我是教授。基於此,我覺得有權完全逐字採用他們說的話。因此第四章中,大量引用國際學生的觀念這一部份,採用的是他們說的話,敘說的是他們的事情。讀者會發覺,經由公眾過程得來的資料來源常會直接加上引號。
我看重公眾資訊甚於私人資訊。舉例來說,第六章中討論的作弊,引用學生個人事例的數量,遠比匿名而寫的、公共網站上說的以及全國調查的資訊為少。同樣道理,我採用教室裡大聲表達,或是在公開場合疾呼的,多過於私下說的同樣事情。總體來說,我很注重引用從公開場合表達得來的資料,而不是私下透露的。
讀者也許注意到,書中不論是對話片段,或是修飾敘述,我常採用集體資料,這是為了刻意避免引用個人意見,或「轉述」情景,以減少窺探隱私。舉例來說,關於性學課我偶然會以「參與者所見的立場」代替學生對話,以及我掩飾教授當學生的行為。因為這個主題微妙,因此需要顧及隱私。我經常以直覺告訴讀者,我聽到什麼、看到什麼,而不是告訴他們別人說什麼、做什麼。
總之,許多事是無法肯定的。我無法確定這樣的想法和作法是否能滿足被引用故事或說話的人,或是認為我引用了他們的故事或談話的人。我也無法確定,學生讀者看了某本書中關於大學、班級甚至對話的描述後,覺得甚為面善,是否會有受騙的感覺。
我完成研究工作後的那個學期,有天走出教室大樓,正好有個我念大一那個學年的同學走進來。我們兩人以前曾在同一小組,成功地做完一項作業,因此在班上我們比其他同學熟悉。當時我們互相問聲「好」後,她問我去哪兒?
「上課。」我回答。
「上什麼課?」她又問我。
「哦,人類學課,……事實上,我在教這門課。」
「開玩笑!」她興奮地叫道,「妳怎麼會去教課?我也要去教!」
「好吧,」於是我向她解釋,但是有點靦~#Ue0c0,「因為,事實上,我也是個教授。去年我是學生,是為了做一項研究。現在,我回來做教授了。」
「簡直不敢相信,」她說著,停了下,又說,「我被騙了。」
那次之後,我對她說明,我為什麼這麼做,做了些什麼。我相信,她改變了初聽到時感覺受騙的心情。可是,那仍然是她的最初反應,這點深深打動了我。因為我想,必定還有些同學有和她同樣的感受,而我卻永遠沒有機會向他們說明 了。
無可避免,也不知何時,學生必定會有如此反應,而我的寫作也容或有瑕疵之處。我的保證方式是,儘量隱藏其名,包括大學、學生和我自己。多半有關人類學的工作,談到某「村莊」(本書的例子為「大學」)多以匿名方式出現。但是如此的民族誌(ethnography),多少有點曲意。如果用我的本名為本書作者,自然就會認出我的大學,影響所及,我所寫的內容人物也就呼之欲出。在此情況下,以筆名以及不特定的大學名,似乎對大家是個合理的辦法。
我但願能把我的真實姓名放在書上,我也未必有多擔憂資料曝光。可是當下,我那些成為朋友的學生仍在上大學,住學校宿舍的人可能認出來浴室板子上,或寢室門上塗的寫的怪玩意兒,同學也許會猜出書中某些對話來源,這樣又會造成某種不安和隱私問題。因此,這本以化名大學、化名作者寫的書,雖然有些怪異,但卻是最好的方式了。
麗貝嘉.納珊,某大,二○○四年十月
詳細資料
- ISBN:9867416538
- 叢書系列:
- 規格:平裝 / 272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 本書分類:> >
內容連載
十年前,我絕不會想到要寫一本書來談有關我在「某大」的大學生涯。我是個文化人類學者,畢生大部份的教書生涯是在美國之外的一個偏遠鄉村裡(不說明地點是為了尊重所有本書中的匿名者及更改姓名者)。我是個傳統的文化人類學者,花了好幾年時間,學習當地語言,瞭解另種文化習俗。我參與村裡的活動,觀察人們的生活。我加入村裡的組織,訪問當地人,還跟他們建立起長期的友誼。我記載下人類社會演進史,或是以描述的方式寫出一群人的逐日生活情況,希望能捕捉到造成這個社會生命及文化改變的個人動力。從美國的學校宿舍換到國外村莊生活,真是個大改變,然而也許如此反倒使我找到撰寫本書的一些理由。
我記載下人類社會演進史,或是以描述的方式寫出一群人的逐日生活情況,希望能捕捉到造成這個社會生命及文化改變的個人動力。從美國的學校宿舍換到國外村莊生活,真是個大改變,然而也許如此反倒使我找到撰寫本書的一些理由。在大學教了十五年書後,我發現我對學生越來越不解。為什麼那些大學生除了有必要解決的課業問題外,不再到我辦公室來聊聊?為什麼他們對我真誠邀請,在我指導下做些課外研究,沒有反應?為什麼在我進行大班級講課時,有些學生不做筆記?怎麼會有學生帶了整套午餐進教室,居然在上課時吃喝起來?這時班上有些學生還把頭或腳擱在書桌上,小睡起來,絲毫不覺得難為情?
我開始記下自己和同事的教課情形,努力找出是什麼原因造成現在學生的古怪行徑。只是我們自己不喜歡?還是今日的學生大不同了?他們的行為難道不是……在欺騙嗎?不講理嗎?不用功嗎?他們不是在自我擴張權利嗎?為什麼我們要去教室引導學生討論時,有種進診所拔牙的感受?為什麼學生不事先讀讀指定的課業,使得討論時大家能暢所欲言?可是儘管我們找出許多學生懶於讀書的原因,其中有些予人「啊,原來如此!」之悟,也儘管學業結束兩年後,我收到了學生的感激信,然而那段期間我記下的例子卻越積越多。
在當前瀰漫以學生為中心的大學校園裡,我對學生接受教育的態度,越發感到憂心。全國各地大學教授越來越常聽到,大學管理當局的口吻好像是企業經理,他們認為自己身處教育商場,在做商業競爭,學生都是顧客。大學的主持行政者,除了照顧學生住校、註冊入學,以及如何使學生感到親切舒適之外,他們改變了教書本質,背離了教育法則、課程安排,以及學位頒授的原則,代之以迎合學生口味,滿足他們的慾望,為的是吸引更多學生入學。在這種氣氛中,學生的需求是什麼,他們所瞭解的教育是怎樣的,反倒成為當前大學的重心了。
最後激勵我來做這項研究的是,我參加了期待已久的同事間非正式的旁聽課程。得到指導教師的允許後,我參加了電腦設計班及佛教班。這兩班的課程內容顯然大異其趣,吸引的也是不同興趣的學生。我按時間上課,做筆記,讀書。不過我跳過交作業,不參加測驗和評定學位的考試。我在以螺旋串繞的筆記本上寫筆記,舉手發問,坐在位子上靜候老師進入教室。我覺得這樣已足夠讓我看來像個大學生,即使是個老學生。讓我興奮的是,我開始聽到一些學生間的談話,有時他們把我也扯了進去:「噓 ……噓 ……,對不起,妳星期五來上課嗎?我不能來,要去滑雪。回來後能不能借一下妳的筆記?」「嗨,妳知道他說要在這次考試時怎麼做嗎?我聽了嚇呆了。」「在一個星期裡,又交報告又考試,妳覺得公平嗎?」
《清朝政府不吃敬酒吃罰酒,導致了鴉片戰爭的爆發》(3) 前兩天已經發了兩篇關於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今天這篇又分析了下面幾方面幾個原因。由此種種構成了鴉片戰爭的爆發。使得清朝從此走向深淵。 乾隆目光短淺、對國家發展缺乏前瞻性,所以才閉關鎖國 乾隆在位(1736—1799) 前面我們說過,乾隆認為中國什麼都不需要,這種盲目自信直接導致了他對國家的政策。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乾隆一道聖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清朝開始奉行徹底閉關鎖國政策,除廣州一地外,原來的四個通商口岸港口停止對外貿易。這道聖旨後來一直被認為是外來經濟會支持沿海地區已經存在的反清情緒,內外勾結,威脅清政府的統治。另外就是覺得大清物產豐富,不需要和外國通商。 ... 這就阻斷了中國和國外的聯繫,有人膽敢出洋將違禁貨物運往國外,會按通敵罪論處,使很多到中國經商的外國商人受阻,他們想出口到中國的產品受到了大幅度的限制。 讓我們看看大英帝國同時在干期幹啥? 公元1764年,織布工人哈格里夫斯發明了能一次將棉花紡成多根棉線的珍妮紡紗機,蒸汽機投入生產。發明家瓦特,已經取得他在改進蒸汽機過程中的第四項發明專利。亞當·斯密讚頌自由貿易的傑作,《國富論》已經在英國出版了十八年,並被無數次銷售一空。英國的上空,響徹著機器的轟鳴聲,與瀰漫著新時代降臨伴有新鮮氣味。 ... 公元1819年,這時已經是嘉慶皇帝(1795—1820)了,在中國皇帝的更替中,史蒂芬森又發明了旅行者號,蒸汽機車,因為前進時煙囪不斷冒煙,它被稱為火車,從一個農業島國崛起的工業強國。 ... 到公元1820年,英國的工業生產量已占全球總產量的一半。從全球的角度看,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世界的主導是西班牙和荷蘭,但是英國崛起的原因是工業革命,新的產能技術的發現,使國內的產能迅速飽和,歐洲市場也飽和,因此他面臨產能輸出過程,就在十六世紀,人類又面臨一個大轉折。航海的發現,指南針的應用,這一系列的發現使東方和西方的距離拉近了,而中國又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在西方人眼裡,很早就知道中國,中國就成為一個沒有被工業化開發的地區。 工業革命的迅速崛起使英國看準了中國 因為他們的工業革命,使得中國成為了英國資本家的首選。 如果四億中國人的襯衣下擺都增加一英寸,他們的工廠就能忙上幾十年,只要打開這個壁壘,曼徹斯特的工廠主們,一廂情願的暢想,使他們看準了中國。中國擁有遼闊的土地,豐富的物產和數不盡的人口。在英國人眼裡,再沒有比中國更叫人興奮的國家了。 ... 而這裡還出產茶葉,茶葉最早是由荷蘭人從中國運到歐州的,當這種散發著芳香的綠色葉片來到英國,甚至改變了他們對酒精的依賴和日常生活習慣。 中國沒有接受英國工業產品的市場 17世紀早期,中國人什麼都不想要,因為在西方來之前,中國古代社會結構就是士農工商,這四個階級使這個社會很穩定,但是這個社會穩定的前提條件是農民很穩定,他穩定就是沒有更多的消費能力,那麼在中國和西方的貿易當中,中國是初級農產品出去,英國的工業產品進來。但當時的中國沒有辦法接納西方的工業產品,因此中國面對解決貿易順差的關鍵,只在於能不能提升中國工農兩個階級的消費能力,能不能培養他們的消費習慣,更重要的能不能刺激他們的消費衝動。沒有能力,沒有習慣、沒有衝動,那中國社會就不能接納更多的工業產品,英國人的產品換不來中國人的白銀, 而中國對於英國,就像一個吸收白銀的黑洞。 ... 關起門來的中國,不知道外面在發生什麼?到了1800到1839年期間,也就是嘉慶和道光皇帝的更替中。(道光在位(1820-1850)) 嘉慶和道光皇帝無力改變日益腐敗的官場 到了嘉慶(1795—1820)和道光(1820~1850)皇帝在位期間。對於改變乾隆後期的種種弊政嘉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清代中衰之勢。從嘉慶帝個人來說,他始終不能開出一個根治日趨嚴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藥方,對一大批官僚只能警告、恫嚇,最終徒呼奈何而已。他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認識,但對於一個日趨衰弱的封建的古老國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對付外來侵略者,此後只能沿著衰敗的道路滑下去。 ... 道光在位期間正值清朝衰落,他為挽救清朝頹勢也做了一些努力,如整頓吏治,整理鹽政,通海運,平定張格爾叛亂,到後來的禁菸運動,雖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是作為皇帝,他的格局不夠大,他應付眼前的局面就已經心力交瘁了,根本就沒有能力來解決中國日趨衰落的經濟和政治問題。 公元1836年,已經感覺到鴉片危害的中國開始戒菸 公元1836年5月,有人上奏,稱禁菸法令毫無效果。但是當時有人說,吸菸者雖多,卻都是無足輕重的平民百姓,有人提出弛禁鴉片的主張,建議將鴉片貿易合法化,政府對其徵稅,以貨貿易禁止使用白銀交易,允許內地種植罌粟。弛禁的觀點無視鴉片貿易對國家體制和百姓的危害,實質是為了逃避禁菸責任,維護長期從中獲取貨賄的部分廣東官員和商人集團的利益。 ... 公元1836年6月,朝臣中有人提出,嚴懲吸食鴉片的人,一年內無法戒絕吸食鴉片就定為死罪,朝廷上下為之震動。支持禁菸的奏摺大量出現,其中有一個人的奏章,深深觸動了道光皇帝,這就是湖廣總督林則徐,在奏摺中,林則徐嚴厲警告,如果不禁絕鴉片,數十年後,中國將沒有能抵禦敵人的士兵,國庫也沒有能充當軍餉的銀兩。不僅如此,鴉片的危害已經蔓延到了皇室,最終道光皇帝盛怒之下,迅速將吸食鴉片的莊親王和輔國公革職。對提出弛禁的官員降職,支持嚴禁的林澤徐進京,轟轟烈烈的禁菸運動開始了。 然而轟轟烈的戒菸運動,直接導致了鴉片戰爭的爆發,外相巴麥尊勃然大怒,狂妄地放言,對付中國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先揍他一頓然後再做解釋。 鴉片走私導致白銀外流六億兩,使康乾盛世迅速下滑 ... 公元1800年到1839年四十年間,由於鴉片走私外流的白銀高達六億兩,平均每年流失白銀一千五百萬兩。而在公元1821年道光皇帝即位之初,大清國庫里的存銀,統共不過有兩千萬兩,白銀大量外流的結果是銀價的高漲和國內經濟的動盪,除了影響社會經濟,鴉片也威脅到了清政府的統治。道光十二年,即公元1832年,廣東連州的瑤民發動起義,兩廣總督李洪賓帶兵鎮壓,結果傷亡慘重,戶部尚書禧恩奉命趕來協助,回來上奏朝廷,李洪賓剿匪不力,是因為廣東士兵多食鴉片不耐山險,道光皇帝聞之震怒,圍繞日益泛濫的鴉片,大清官員們展開了一場持久論戰。 英國下議院以九票的微弱優勢,通過了對華戰爭的決議 公元1839年10月1日,英國內閣在巴麥尊主持下,決定派遣一支艦隊前往中國,反對黨,托利黨就這一決議,在三天的辯論後進行了投票。最終,二百七十一票對一百六十二票,英國下議院以九票的微弱優勢,通過了對華戰爭的決議。英國戰艦排除了他們在國內的異議,來勢洶洶地集結於廣東海面,一場揭開中國近代史序幕的戰爭迫在眉睫,預想到英國不會善罷甘休的林則徐已調集清朝水師,雇用民船,以洋炮鞏固了虎門炮臺,做了各種迎戰準備,可是出乎林則徐預料的是,英國軍隊只是封鎖了珠江口,林則徐並不知道封鎖珠江口只是英國戰略行動的第一步。 ... 英國下議院的決定對中國發起戰爭 公元1840年4月17日,英國下議院再次會議,一場激烈的辯論剛剛拉開帷幕,在場的四百多位下議院都加入了議論之中,這樣的辯論足足辯論了三天。但是讓他們爭論的不是英國的政令和法案,而是攸關萬里之外另一個國家的決策,辯論焦點只有一個,英國政府到底該不該借鴉片知名,對中國發動一場戰爭。 議員當中,被後世譽為英國漢學之父的托馬斯·斯當東備受矚目,他極力鼓動用戰爭取代對中國的外交談判。這一主張,來自幾十年來對中國情況的廣泛了解和切身體驗。斯當東就是當時跟隨馬戛爾尼到過中國的。 1840年7月2日,一隻英國艦隊幽靈般地出現在浙江舟山群島間的海面上,舟山群島位於中國長江入海口南側,杭州灣外緣的東海洋面上,和天然水深港的自然條件,在貿易和軍事上都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看到突然出現在眼前的英國艦隊,定海縣令姚懷祥感到無比的驚異,這麼多如此巨大的戰艦,他內心已經趕到了事態的嚴重。 ... 公元1840年7月5日,英國艦隊打響了進攻定遠海的第一炮,駐守定遠的清軍官兵,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猛烈炮火,九分鐘,只用了九分鐘,英軍就徹底摧毀了清軍所有的戰艦和岸炮,當晚,英軍攻入了定海縣城,一面是毫無還手之力的敗局,一面是作為定海父母官的守土之責,縣令馬懷祥最後選擇了投水自盡。定海失守。中國將士的一次次應用迎戰,也沒避免他們戰敗。 鴉片戰爭決定了清朝由此走向深淵。
文章來源取自於:
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history/zr45p9l.html
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exep/assp.php/888words/products/001034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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