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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序／宋楚瑜
導讀：臺灣為何能邁向政治民主化的基礎與條件／宋楚瑜

第一章 經國先生開啟臺灣邁向民主化的動力機
第二章 「臨門一腳」：李登輝代理國民黨主席
第三章 國民黨十三全大會：「雙李關係」變化
第四章 宋楚瑜接任國民黨祕書長
第五章 1989年底三項公職選舉：「宋關情結」肇始
第六章 二度「臨門一腳」：二月政爭始末
第七章 召開國是會議
第八章 郝柏村組閣
第九章 國民黨流派之爭
第十章 化解民進黨417大遊行
第十一章 《刑法》第一百條修正vs.臺獨條款
第十二章 民進黨加入國統會
第十三章 一機關兩階段修憲
第十四章 難搞的第二屆立委選舉及國發會後的凍省效應
第十五章 政黨外交
第十六章 總結：向心力或離心力的政治整合

後記／方鵬程

序 

    這是一本由我接受採訪，經整理寫成的憶述紀錄，主述內容起自1988年1月中華民國總統（亦是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逝世，止於1993年3月我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前後歷5年有餘，也就是臺灣民主發展中，可稱為不流血「寧靜革命」的過程。

    雖然是短短的幾年，足可稱之為臺灣版的「春秋戰國時代」。因為這正是臺灣經濟起飛之後，繼之以政治民主化，政壇躍躍然動，國民黨內本土勢力崛起，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相互角力，又加上民進黨草創後力圖生存發展與派系較勁等，共構成一部情節複雜、經緯多端的臺灣政治現代史。

    在這段5年餘時間，我以國民黨副祕書長、祕書長的身分，親身參與經歷或見證諸多歷史事件。包括經國先生逝世；李登輝先生繼任第7任總統前在國民黨臨時中常會向會議輪值主席俞國華先生作重要建議；國民黨推舉李登輝先生代理主席會議中的「臨門一腳」；國民黨第13屆臨中全會「二月政爭」的「臨門再一腳」；1990年全力協調朝野召開國是會議；協助郝柏村先生組閣；民進黨417大遊行徹夜和民進黨協商，促使該遊行和平落幕；為和平修憲尊重朝野溝通奠定基礎，推動《刑法》第一百條的修訂，終結因思想意念而被判為政治犯；勸說民進黨不宜冒然強力推動「臺獨」，以化解臺獨急獨衝擊，使臺灣政局得以穩定；勸退資深中央民意代表；促請民進黨加入國統會；和李元簇副總統合力推動二屆國代修憲與黨內外溝通，終結「萬年國會」，推動總統直選；協助連戰先生通過閣揆任命等，以上列舉事件無一不關係並影響臺灣後來重大政治發展，在本書均有第一手的敘述，也大多是第一次對社會全盤公開解密。

    中國歷朝歷代都思改革，關鍵在設定目標、精心規劃、耐心溝通、化解岐見，建立民眾對執政者的信任與信心。經國先生主政臺灣多年，雖自認是凡人，卻做出不平凡事業，迄今仍令大多數臺灣人給予極高評價與肯定態度。我曾在1992年秋季號《世界事務》（World Affairs）季刊，發表〈中華民國臺灣的政治發展（1985至1992年）：一個局內人的觀點〉，提出以下一段相關論述，這即是揭開李登輝時代，賡續民主化改革，得以維繫的根本要件：

    雖然蔣經國總統於1988年元月遽然崩逝，但他已啟動了臺灣努力邁向民主化的動力機。蔣經國先生也藉著實施這些歷史性的改革，來確定執政的國民黨能保持作為一個不斷做自我調適的政團，具有持續地吸收並因應「現代化」所激發的種種需求的能力，並減輕了其過程中所可能爆發的衝突和損害。

    以中共改革開放為例，美國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於2011年出版《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天下文化，2014年中譯本），其中菁華之一即是鄧小平和中共黨人如何「總結」毛澤東時代和毛澤東路線。

    1977年鄧小平視察廣東，有人談起令人頭痛的問題：「每年有上萬年輕人偷渡香港」，這當然只是反應著當年中國大陸整體經濟落後的一面而已。鄧堅決表示，解決之道不在於更多的鐵絲網和管制哨，「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但該如何搞好生產生活呢？中國共產黨和鄧小平是從「歷史論斷」開始的。

    在中共的官方歷史紀錄中，1978年12月18日至21日的第11屆三中全會被稱為開始實行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會議，從此鄧小平路線取代了毛路線。務須理解的，中共11大三中全會實質上是一個向中國民眾和外部世界宣布鄧小平路線得到「正式批准」的重要會議，更重要的是此前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了由210名中共最高層幹部總計為期4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他們運用了46天會期，進行了數不清的會議，以及史無前例的綿密發言、溝通與討論，坦率地檢討以往中國兩次大災難——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擺脫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與「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教條約束，並揚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教條。中國共產黨認真地思考，梳理出未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新路線，終於「撥亂反正」，開創出後來40年「改革開放」的榮景。

    在1978年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一開口就說：「今天我主要講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接下來，鄧小平沒有批毛，沒有否定毛，反而重複說明：「毛澤東犯過錯誤，本人也犯過錯誤，任何想做事的領導人都會犯錯。」美國學者傅高義的書中還描繪鄧小平苦苦思索的「用心良苦」，包括：如何鼓勵新思想，同時盡量減少保守派幹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又擺脫他的極端社會主義經濟路線；如何既保持樂觀，又要避免之後的失望；如何既維持政治穩定，又開放經濟；如何既給予地方幹部靈活空間，又能維護國家發展的總路線；重點不放在清算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而是務實地「平反」被「整肅」的老幹部，並恢復其名譽及權益。

    鄧小平何其務實，又何其審慎，「全盤否定毛澤東，共產黨不是什麼都沒有了！」我所要表達的是：「沒有李登輝時代的民主改革，國民黨如何轉型？臺灣又如何和平地民主發展？」踵繼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之後，李登輝先生執政臺灣12年餘，愛之者譽為「民主先生」，疑之者批其竊占中華民國，以行臺獨之實。

    我則有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糾纏至今，實無助於事，走不出過去恩怨情結，臺灣見不到未來。」對蔣中正先生也好、對李登輝先生也好，都應以「既非全盤否定、也不全盤接受」的態度，就事論事地務實重新加以認知與檢驗。畢竟俱往矣，重點不在糾結於「加害者」的負面情緒，而是找出平反「受害者」的積極作為，藍綠和解共生、記取教訓，不要重覆過去的錯誤，包容共謀體認經國先生經營臺灣兩大政略的主張，臺灣才能找回昔日的驕傲。

    鄧小平總結毛澤東的功過，以「七、三開」定調毛主席「建國有功、治國有罪」，擺脫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略，打破「兩個凡是」的神主牌位，因此才能放開手腳、大破大立，推動以民生經濟為綱的改革開放路線，40年來的努力，終於奠定中國大陸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進程。

    反觀臺灣，特別是自2000年以來，國、民兩黨糾結於所謂的藍綠對決，進行政治上的選票與社會動員，藉著無益民生的統獨意識各自綁架基本群眾，進行族群鬥爭、互貼標籤，推動兩個政治對決「新的凡是」，也就是把臺灣內部的複雜政治問題，簡化成「凡是藍的，就是親中；凡是綠的，就是愛臺。」所以，「外省人多是藍的；本省人多是綠的。」以此手段粗糙地進行「以省籍鬥爭為綱」。因此，藍軍將2000年國民黨失去政權的責任，一股腦地推給李前總統；而綠軍為了鞏固其政治版圖，緊抓「反核」、「臺獨」兩塊神主牌，樂此不疲地進行族群動員。

    自此，臺灣完全背離了經國先生經營臺灣的兩大政略—也就是「在政治制度上，鞏固民主、推行法治；在經濟制度上，強化經濟、照顧民生。」短短18年，臺灣付出了沉重巨大的代價，不僅僅是在經濟表現上已完全退出亞洲四小龍之列，臺灣引以為傲的人才養成、技職教育幾已崩解，過去自1945年來近50年、臺灣社會族群融合的努力更付諸東流。

    總而言之，鄧小平對中國大陸最重要的貢獻，就是「解放思想」，掙脫「兩個凡是」桎梏，放棄「階級鬥爭」講究根正苗紅、工農出身的謬思；今日臺灣要想重振，也必須嚴肅面對臺灣政治對決兩個「新的凡是」，揚棄以「挑弄族群、鞏固選票」的政治算計，「放下藍綠對決、照顧民生經濟」，務實地面對未來。

    我必須再次強調，在1988至1993年這段期間內，我作為其中一位協助李登輝先生執政前一階段推動憲政改革的執行者，我看見李登輝先生與許多早期襄助他的戰友如李元簇等都是務實主義的改革者，而且都是「經國學校」畢業的，沒有偏離經國先生走向開放民主的路線。但是遺憾的是，後李時期識人不明，用人出了問題，逐漸出現國家認同、大陸政策和黑金橫行等種種問題，對後來產生不少且不良的影響。

    我絕對尊重每個人的不同見解，但是有責任為這段過去做個綜合整理，陳述我所知道而不為外人知的歷史事實，供歷史作公評，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以後政治社會改革者參考。

    1992年10月2日，「國際民主聯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 IDU）第5屆黨魁年會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由我以祕書長的身分代表國民黨率團前往參加，除簽署聯盟憲章，正式讓國民黨加入IDU成為會員外，並在大會以〈寧靜革命〉為題發表入會演說，介紹中國國民黨在臺灣推動民主的成就，以及中華民國進步的現況，此即是「寧靜革命」一詞的濫觴。善哉，緊接著《亞洲華爾街日報》（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於1992年11月11日社論，以〈臺灣的寧靜革命〉（Taiwan’s Quiet Revolution）為題，稱譽臺灣奠基於經濟技術和循序漸進的民主制度，和其他國家鮮血淋漓的暴力行徑顯然不同，允為另一個恰當的評論。

    胡適曾說：「歷史進化有兩種，一種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種是順著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進，後者可叫做革命。」本書訴說所及，當然是上述分類的「第二種歷史」。但革命也有兩種，一是流血革命，另一是不流血革命，發生於17世紀的英國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就是屬於後者。臺灣這段民主化過程值得驕傲之處，在於權鬥而不流血，只希望沒有留下歷史遺憾，而為未來開展出一條憲政坦途。

    在李登輝先生承繼大統開始前幾年，政治上扮演「人力督促」的重量級人物，除李登輝本人外，主要有謝東閔、李元簇、俞國華、李煥、蔣彥士、林洋港、蔣緯國、郝柏村、馬樹禮、邱創煥、余紀忠、王惕吾、錢復、連戰、陳履安、徐立德、梁肅戎、關中、林棟、洪玉欽、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許信良、施明德、陳水扁、馬英九、王建煊、趙少康諸先生等，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位，這些人各占據本書裡不同的位置與不同的光譜。由於其間翻天覆地的權鬥、對峙、較勁，或公開的與關起門來的溝通、對話和謀劃，都是獻替國是的智力折衝，卻未曾流過任何一滴血，這確實也是值得慶幸之事。

    北宋賢臣歐陽修〈朋黨論〉有云：「治亂興亡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鑑矣。」歷史在國人眼裡，不止於對君王治術有益，一向有鑑往知來、增進解決問題的參酌功用。我更以為，對某些與某段歷史有檢討、有省思、有比較可以接受的綜合共識結論後，才可能有下一步的大開大闔向前邁進，否則只會自綁手腳，停留在過去歷史的恩怨糾纏裡，一籌莫展，徒然自怨自艾而已。

    還可以交代的，本書所述內容雖事隔30年，但絕非我一人的主觀口述而已，全部內容均有佐證資料，所有事件梗概與細節均可供驗證與反覆論證，亦可開放與公眾對話。

    我希望本書能盡到告知的義務與責任，也能因身在歷史中，對這一段我們是如何創造臺灣開放民主的經過，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宋楚瑜 寫於 2019年元月